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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質量問題源自建筑行業腐敗

  建筑業各環節“都能用錢買通” 一些相關法律法規名存實亡

  現行的監督制度沒有形成制約關系,難以真正發揮質量的保證作用。靜下來想一想,開發商、建筑商和監理商,在某種程度上是利益共同體,市場的基本特點是追求利益最大化,開發商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就得和建筑商合謀。監理方是開發商出錢雇的伙計,你天天挑他毛病,天天說使用材料不好,施工工藝有毛病,東家會給錢嗎?很顯然,三者沒有相互制約的關系,是一個合謀的共同體,怎么可能會絕對保證質量呢

  “真想把房子退了。”一位購買了北京市望京地區一“高檔樓盤”的自由職業者徐誠向《法制日報》記者談起收房時的感受,眼淚都快掉下來了。

  讓徐誠備感委屈的,正是住房的質量問題。

  不久前,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在第六屆國際綠色建筑與建筑節能大會上說,我國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國家,每年20億平方米新建面積,相當于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鋼材,而只能持續25年至30年。而實際上,根據我國有關規定,民用建筑的最低設計壽命至少為50年。

  上述講話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隨后,北京律師秦富亭致信住建部,要求公開我國住房質量調查鑒定結果。

  當前住房建筑質量問題,無疑已成為開發商與購房者之間的矛盾焦點之一。法律界人士認為,要真正解決好住房建筑問題,單靠某一領域的立法尚嫌不夠,需要從多領域多角度構筑多重法律體系。

  建筑行業腐敗導致住房質量下降

  記者翻開徐誠當初購房時從開發商那里拿到的宣傳冊:美輪美奐的構圖、精雕細刻的印刷、華麗煽情的用語……無一不在向購房者宣揚著該樓盤高貴的品質以及帶給購房者的上等生活。

  但實際情況并沒有購房廣告說的那么好。走進徐誠尚未裝修的房間,可以看到墻壁上有多處開裂。

  “你看,這堵墻是不是歪了?”順著徐誠手指的方向,記者發現客廳內從南向北的一堵墻的確略微有些傾斜。

  隨后,徐誠又帶著記者來到他所購買的地下車位。記者看到,地下車庫的地面開裂現象更為嚴重,幾乎隨處可見。

  徐誠認為,是開發商急于銷售房屋回籠資金,所以在施工時盲目趕進度,造成了房屋質量的下降。

  為了進一步弄清楚住房質量的問題,記者聯系了北京一家建筑公司項目部的技術員孫毅。對于記者的問題,孫毅在電話里用極為低沉的聲音說,“晚上再跟你說”。

  傍晚時分,記者在位于北京市西三環的一個建筑工地附近見到了孫毅。

  對于目前的住房質量問題引發的爭議,孫毅絲毫不感到驚奇。“要是房子都修得那么好了,項目經理靠什么賺錢?”孫毅說,項目經理為了賺錢,會拼命地壓低成本,這樣一來建筑質量還怎么保證?

  “難道質量不達標沒有人管嗎?”記者問。

  “那都是可以用錢擺平的。”孫毅向記者講述了這樣一件事:某個項目為了節省成本,在捆綁鋼筋時偷工減料與原有的設計圖紙不符,事后被設計單位發現。項目經理親自出馬說情未果,便直接扔給了設計人員一個信封,拿了錢之后設計人員便不再管此事。

  孫毅認為,建筑行業的每一個環節都是可以用錢買通的。“與行賄的巨大收益相比,行賄的那一點成本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而且都是在這個圈子混的,都知道這房子怎么蓋都塌不了,何必那么認真呢?”

  北京律師對住建部答復有異議

  房子真的怎么蓋都塌不了嗎?

  2009年不斷涌現的“樓XX”,至今令人記憶猶新:

  “樓倒倒”———2009年6月,上海市閔行區蓮花河畔一幢13層在建商品樓,因施工程序錯誤形成地基壓力差,樓體整體倒塌,造成一名工人死亡,引起業界巨大震蕩,被稱為“樓倒倒”。

  “樓歪歪”———2009年7月中旬的一場大雨后,四川省成都市校園春天小區6號樓和7號樓的一些住戶忽然發現,兩棟樓之間的距離比以往近了很多,兩棟樓斜靠在一起,越向上貼得越近;靠得最近的地方,相鄰的陽臺窗戶已經無法打開。

  “樓薄薄”———2009年8月,浙江省桐鄉市太陽湖小區匯宇都市花園16幢3單元6樓某業主在裝修過程中發現,樓板厚度僅為7.9厘米。據業主查詢到的建設局檔案,該小區客廳樓板設計厚度應是12厘米,其他區域為10厘米。

  ……

  “連續發生的倒樓、裂樓事件更讓人感到樓房如此脆弱,似乎安居之所并無安全之感。這些現象使我有意探索我國的住房質量,并試圖研究關于我國住房質量的法律問題。”秦富亭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同時我認為,既然我國存在住房質量與國家技術標準嚴重不符的壽命(也是質量)問題,事關國計民生,就不能僅僅由住建部內部掌握,而應讓社會知情,促使政府主管部門真正按照法定職責履行職務、讓生產經營者正視自己的義務;更重要的是,各界要根據職責,采取有效措施保證廣大人民群眾在居住方面的公共安全,維護其合法權益;同時,嚴格建筑質量監管措施,保證今后的住房質量和住房壽命。這是綠色建筑和綠色居住的基礎。”

  在談及自己致函住建部的理由時,秦富亭表示,住房建筑質量問題積累如此,需要反思,但僅僅停留在反思這個層面上,很難說會發生根本性改變。住房質量既是歷史問題,又是現實問題,問題龐大復雜,需要全社會的智慧和力量共同解決。

  據秦富亭介紹,住建部辦公廳受理其來函后,當場表態將按照程序給予答復。

  “5月15日我收到郵件,但對住建部的答復內容有異議。其實,住建部的告知書應當很簡單,即首先告知我有還是沒有關于我國住房質量的報告。如果有,就公開;如果沒有,就告知我沒有。但是,住建部告知我的卻是仇保興副部長講話的出處、解讀和法律法規,顯然是答非所問。”秦富亭說,因住建部實際上并未公開他所申請的信息,他還將再次明確申請。

  立法層級低帶來一系列困惑

  《法制日報》記者了解到,目前,保證一個建筑產品的質量,除了各類標準之外還有30多個法律法規,可以說已經涵蓋到了每一個工序。

  但孫毅認為,目前建筑行業內的一些法律法規已經名存實亡。“參加建筑師考試,學習法規的時候老師就會告訴你,施工單位不許外包、不許掛靠。但實際情況又怎么樣?沒聽說哪個建筑公司不搞外包不搞掛靠。一個很有名的建筑公司甚至還成立工程項目管理部。知道是用來干什么的嗎?就是專門用來管理那些掛靠公司的。”

  對于當前住房建筑質量法律方面的問題,記者進一步走訪了業內人士。

  在北京大學房地產法研究中心舉辦的主題為“住宅質量問題的法律對策”2010春季論壇上,北京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媒體誤讀了仇保興的講話。“仔細了解一下這位官員當時的語境,實際上他是在強調規劃的可持續性,說的是我們的發展不能今天蓋樓,明天拆,我看他絕不是用30年使用壽命來描述我們房屋的質量問題的。而大家用這個數來與我們設計使用50年到70年這個數來比較,得出了對市場上住房質量普遍懷疑的結論。”

  這位負責人認為,現行住宅質量保證體系的核心問題在于,住房制度改革了,改革的核心是產權的轉移,可是現有的質量保證體系沒有隨著住房制度改革而改革,責任沒有轉移,所以政府就是無限責任者,那么現行的住宅質量保證體系從本質上說,仍然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沒有根據住房權屬性質改變進行革新。

  “現行的監督制度沒有形成制約關系,難以真正發揮質量的保證作用。靜下來想一想,開發商、建筑商和監理商,在某種程度上是利益共同體,市場的基本特點是追求利益最大化,開發商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就得和建造商合謀。監理方是開發商出錢雇的伙計,你天天挑他毛病,天天說使用材料不好,施工工藝有毛病,東家會給錢嗎?很顯然,三者沒有相互制約的關系,是一個合謀的共同體,怎么可能會絕對保證質量呢?”這位負責人指出。

  北京大學房地產法研究中心關于商品房法律調查報告起草者之一張化全告訴《法制日報》記者,現在的住房質量責任體系的特點是,住房相關法律法規非常多,但更多是以各部委規章為主,國家級立法比較欠缺,因此在使用中帶來一系列的困惑。

  秦富亭認為,要想真正解決住房建筑質量問題,將會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社會工程。

  “首先要從立法上明確住房質量標準,制定法律或政府法規,不能通過規章或技術標準來確定,因為規章和技術標準不是法律法規,其權威性、約束力和違法的后果是不同的;其次要進一步嚴格對住房質量各環節的監督,杜絕形式主義和違規行為,明確并強化責任追究制度,包括刑事責任的追究制度;再次,使住房質量民事訴訟便于操作,以實際權利人的民事權利督促各質量責任主體遵守法律法規,這個督促力量將是巨大的。”秦富亭說。

  此外,秦富亭還建議住建部組織對我國住房質量進行普查,針對存在的問題,包括對于反復規劃、未老先拆的政府行為,住建部如何干預以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等等,依靠全社會的力量關注這一社會問題,共同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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